退休那年，窗外的阳光好像突然慢了下来。我坐在客厅，一扭头就能看见老伴蜷在沙发那头，头顶光秃秃的，花白胡子乱糟糟地堆着，衬衫领口两颗扣子系错了位，走起路来拖拖沓沓——哪还有半点当年坐在主席台上那个威风八面的副处级干部的影子？我时常看着他出神，思绪就像被风吹乱的日历，哗啦啦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刚从技校毕业，进了青峰煤矿当广播员。声音脆亮，人也精神，日子本该像煤井里的轨道一样平直向前，偏偏让我遇上了他。他是矿上的高干子弟，父亲在矿务局说话有分量，母亲管着人事科。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去他家吃饭，他母亲那打量我的眼神，像用软刷子刷玻璃——轻轻柔柔，却透着冷。那时结婚不像现在，自由恋爱还裹着层包办婚姻的壳子，我顶着“高攀”的闲话进了门，心里憋着一股劲：日子是过给自己的，总不能让人看扁了。

　　谁知这竟成了我半辈子委屈的序章。婚后没两年，他父亲一句话，十几吨汽油往公安局一送，他就从煤矿调进了机关，坐进了办公室。从此他的仕途像搭上了顺风车，乡镇挂职回来提了正科，镇长、书记一路当上去，最后稳稳坐上副处级单位的第一把交椅。那些年，他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乱，西装笔挺，走到哪里都有人围着递烟点火。开会时坐在主席台正中，讲话声音洪亮，每段话尾音落下，掌声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响起来。

　　外人看我，都说我命好，嫁了个有本事的男人。可关起门来，家里的空气常常是凝固的。官越做越大，他的脾气也水涨船高。跟我说话，三句里两句带着不耐烦，好像我不是他妻子，而是个需要敲打的属下。我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着邻居家的电视声、孩子的笑闹声，心里像被细沙子慢慢磨着。不是没吵过，但那个年代，“领导家属”四个字像件箍身的衣裳，脱不掉，也挣不破。人前我得体微笑，人后把眼泪咽进肚子里——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我那本经，字字句句都写着“忍”字。

　　不甘心啊，真的不甘心。九十年代那会儿，社会风气变了，人人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也暗地里跟自己较上了劲：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利用工作积下的人脉，我开始拼命钻研业务，考证、进修、写报告，样样不落。那些年他忙着应酬，深夜回家一身酒气；我就在台灯下啃专业书，一坐就是大半夜。2010年，我终于评上了副高职称，退休时每月领着近一万块的养老金——这钱不多不少，却是我挺直腰杆的底气。

　　有时候想想，命运真是个促狭的编剧。他风光了半辈子，却在临退休前栽了个大跟头。在单位一把手任上，他跟管财务的女下属有了牵扯，对方的丈夫是个硬脾气，一封封举报信往纪委送，不依不饶。最后处分下来，免职、降级，副处直接掉到副科退休。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已经是满城风雨之后了。我没哭没闹，只是觉得浑身发冷，像大冬天被人泼了一盆冰水——原来这些年我守着的是一个早就漏了底的婚姻，自己却还装睡不肯醒。

　　如今两个人都退了休，日子反倒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对照。我依旧早起锻炼，收拾得清清爽爽，上午买菜，下午看书，偶尔约老姐妹喝茶；他却像被抽掉了主心骨，整天窝在沙发里，电视开着也不知道看什么，胡子懒得刮，衣服随便套。有次社区组织退休干部活动，以前那些围着他转的人，现在见面点点头就过去了。他回家后呆呆坐了半天，突然嘟囔一句：“人走茶凉啊。”我没接话，心里却想：这茶，不是早就凉透了吗？

　　如今我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却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我常想起他母亲当年看我的眼神，想起他意气风发时对我的冷淡，想起那些独自咽下的委屈——可奇怪的是，真到了能说道的时候，反倒什么都不想说了。他偶尔会试探着问：“晚上想吃什么？”或者“阳台那盆花是不是该浇水了？”语气小心翼翼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会简单应两句，不热络，也不刻薄。

　　前两天收拾旧物，翻出一张他当镇长时的照片：三十出头，站在乡镇府门口，头发浓密，眼睛里有光。我拿着照片给他看，他眯着眼瞅了半天，突然笑了：“这谁啊？挺精神一小伙。”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心里那点郁结多年的疙瘩，好像突然松动了些许。

　　人生这场戏啊，真是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尾。他追了大半辈子的风光排场，像捧在手里的沙，攥得越紧流得越快；我忍了大半辈子的委屈不甘，反倒咬牙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如今回头看，那些争夺计较、高低起伏，在岁月长河里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浪花。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这对老伴，经历过风浪，见识过冷暖，最后能坐在同一屋檐下，看着夕阳慢慢落下，也许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

　　只是有时候我还会想：如果当年他知道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在这个邋遢老头，还会不会为了那些虚幻的掌声，错过本该好好珍惜的日常？可惜啊，生活没有如果，就像没有回头路的单行道，每个人都在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直到终点。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剩下的路程里，学会与过去和解，与自己和解——这算不算是时间给我们这些老人家，最后的一份慈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