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娶了右派的女儿，岳父平反后，他第一个就把我送进了监狱
1982年，立秋那天，我娶了苏文。
婚礼是在我们厂分的筒子楼里办的。
一间房，十来个平方，白灰墙，水泥地。
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柜子，还有一张方桌，就是全部家当。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甚至没有几声“恭喜”。
我妈没来。
她撂了话，王家要是进了右派的闺女，她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我爸叹着气，蹲在门口抽了一早上的旱烟，最后还是没敢进屋。
来的是我几个厂里的哥们儿，拎着两瓶劣质白干，几斤花生米，就算随了份子。
苏文的妈来了。
一个瘦得像纸片一样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坐在床沿上，手紧张地搓着衣角，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愁。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眼泪先下来了。
“建军……我们家文文……以后就拜托你了。”
我梗着脖子，把一杯酒灌进喉咙，火辣辣的疼。
“阿姨，你放心。有我王建军一口吃的，就饿不着苏文。”
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时候，我，王建军，二十四岁，是红星机械厂八级钳工，年轻力壮，浑身是胆。
我觉得自己能扛起一片天。
娶个右派的女儿算什么？
我爱她。
这就够了。
苏文那天穿了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她压箱底的宝贝。
她人长得白净，文静，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那抹红色衬得她脸上有了血色，可她低着头，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哥们儿们闹着要她敬酒。
她端着杯子，手抖得厉害，酒都洒了出来。
我一把抢过杯子，替她喝了。
“我媳妇不胜酒力，我来！”
我冲着那帮小子们嚷。
他们嘿嘿地笑，笑声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王建军昏了头了。
放着好好的根正苗红的姑娘不要，偏要往火坑里跳。
苏文的爹，苏培之，是个大右派。
听说还是个顶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当教授的。
五七年那会儿，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给发配到西北的劳改农场去了。
一去二十多年，是死是活都没个准信儿。
苏文和她妈，就成了“黑五类”的家属。
这些年，日子过得猪狗不如。
我第一次见苏文，是在街道的图书室。
她在那儿当个临时工，负责整理旧书。
我去借一本《机械制图》，看见她正踮着脚，想把一本书放回高高的书架上。
她那么瘦，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身上，灰尘在光柱里跳舞。
她整个人，好像都会发光。
我就那么看着，看呆了。
后来我天天往图书室跑。
不借书，就坐在角落里，假装看报纸，偷偷看她。
她总是安安静ou'de，要么在看书，要么在用胶水修补破损的书页，手指纤细，动作轻柔。
我一个大老粗，从来不知道书还能这么被温柔对待。
我给她送过肉包子。
她不要，脸红得像块布。
我硬塞给她，扭头就跑。
第二天，她把一个用手帕包着的热鸡蛋放在了我常坐的桌子上。
一来二去，就熟了。
我知道了她的事。
我心疼。
我觉得这么好的姑娘，不该受这种罪。
我要娶她。
我要让她过上好日ou'de。
我把这想法跟我妈一说，家里直接炸了锅。
我妈一哭二闹三上吊，说我娶了她，就是往全家人的脸上抹黑，以后我弟弟妹妹的前途都得让我给毁了。
厂里的领导也找我谈话。
“王建军，你可是先进生产者，是咱们厂的重点培养对象。个人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啊。”
我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我娶媳妇，是过日子，又不是搞政治审查。”
领导气得直拍桌子。
所有人都反对。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可我王建军就是这臭脾气。
你们越说不行，我越要干。
再说了，我是真喜欢苏文。
喜欢她那股子安静劲儿，喜欢她看书时微微蹙起的眉头，喜欢她偶尔对我笑一下时，眼睛里像落满了星星。
所以，我还是娶了她。
在那个秋天，把这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麻烦”，领回了家。
新婚的夜里，哥们儿们闹腾完都走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苏文。
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光线昏黄。
她坐在床边，还是那副紧张的样子。
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
“怕了？”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眼泪就下来了。
“建军，我觉得……像在做梦。我这种人，怎么配……”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别说傻话。”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起，你是我王建军的媳妇。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
她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却是在笑。
那晚，她把一切都给了我。
她很生涩，也很勇敢。
我抱着她瘦弱的身体，心里头发誓，这辈子，一定得对她好。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筒子楼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一个挨一个，没什么秘密可言。
我娶了右派女儿的事，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家属区。
邻居们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以前见了面，老远就“建军”“建军”地喊，热情得不行。
现在，看见我，要么绕道走，要么就皮笑肉不笑地哼一声。
背地里的闲话更是难听。
什么“”，什么“扫把星”，什么难听的词都往苏文身上扣。
公共水房里，那些大妈们一边洗衣服，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话，声音大得像是故意说给我们听。
“哎哟，有些人啊，就是贱骨头，好人家的姑娘看不上，非得找个黑五类。”
“可不是嘛，别是什么‘特务’吧？咱们可得小心点，离远点好。”
苏文每次打水回来，眼圈都是红的。
她不跟我说，但她那点心思，怎么瞒得过我。
有一次，我下班早，正好撞见邻居张婶家的半大孩子，拿着小石子砸我们家的窗户，嘴里还喊着：“打倒右派臭狗崽子！”
我当时火就窜上来了。
一把揪住那小子的后衣领，提溜到他家门口。
张婶出来，还护着犊子。
“哎，王建军你干嘛？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
“我欺负小孩？”我气得直乐，“你家孩子骂我媳妇，砸我家玻璃，你倒有理了？我告诉你，以后嘴巴放干净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我长得人高马大，又是厂里出了名的硬茬，真发起火来，那张婶也有点怵。
她嘟囔了几句，拉着孩子进屋了。
那次以后，当面的挑衅是少了。
但那种无形的排挤，像一张网，把我们俩牢牢地罩在里面。
厂里的先进生产者评比，没我的份了。
小组长换届，本来板上钉钉是我的，也黄了。
我心里憋屈，但我不后悔。
回到家，看见苏文给我留着灯，桌上放着热好的饭菜，我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苏文是个好媳妇。
她话不多，但手巧心细。
把我们那个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的工服破了，她连夜就给我补好，针脚细密得看不出痕迹。
我下班累了，她会给我打好热水烫脚。
她知道我不爱吃肥肉，每次分到肉，都把瘦的挑出来给我，自己吃那些肥油。
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心疼。
她本该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现在却跟着我受这种委屈。
有时候夜里，她会做噩梦。
喊着“爸爸”，哭着惊醒。
一身的冷汗。
我只能紧紧抱着她，跟她说：“别怕，有我呢。”
我知道，她心里最惦记的，还是她那个远在天边的爹。
她妈隔三差五会过来一趟，送些自己种的青菜，或者一小瓶咸菜。
每次来，都是唉声叹气。
“也不知道你爸……在那边怎么样了。这都快过年了……”
苏文就陪着掉眼泪。
我看着心里难受，只能想办法逗她们开心。
“妈，你看我这个月奖金又多了五块钱。等攒够了钱，我就买台缝纫机，让苏文做衣裳。”
“苏文，巷子口新开了家电影院，明天我带你去看电影。”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温暖交织的氛围里，一天天过去。
我对苏文她爹苏培之的印象，全都来自于苏文和她妈的描述。
在她们嘴里，苏培之是个了不起的人。
学问好，懂五国语言，对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正直，有风骨，从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
苏文的书房里，珍藏着一张苏培之年轻时的照片。
黑白照片，已经泛黄。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面容清癯，眼神明亮。
确实是一副文人雅士的派头。
说实话，我对他，是有点敬畏的。
但更多的是一种遥远感。
他就像一个活在传说里的人物，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
我王建军，就是一个俗人，一个大老粗。
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谁对我好，我就对谁掏心掏肺。
苏文是我媳妇，她妈是我丈母娘，她们是我最亲的人。
所以，为了她们，我什么都愿意做。
83年冬天，丈母娘病了。
肺病，挺严重，咳起来撕心裂肺的，有时候还带血丝。
医生说，得用一种叫“链霉素”的药，但这药当时是管制药品，特别紧俏，一般医院根本开不到。
看着丈母娘一天天消瘦下去，苏文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偷偷地哭。
我心里也跟猫抓似的。
我跑遍了市里所有的医院，托遍了所有的关系，都没用。
最后，还是厂里一个叫“猴子”的哥们儿给我指了条路。
猴子这人，脑子活，路子野，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倒爷”。
他跟我说，黑市上有这药，但价格贵得吓人，而且得有门路才能买到。
“建军哥，这事儿不好办。查得严，要是被抓住，就是‘投机倒把’，得进去的。”
我当时脑子一热，什么也顾不上了。
“你别管，你就告诉我，上哪儿能弄到。”
猴子看我态度坚决，给我指了个人。
那人外号“老瘸子”，在火车站那一带混。
我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跟我几个哥们儿借了一圈，凑了三百多块钱，去找了老瘸子。
那是个漆黑的晚上。
我在一个破败的货运站台后面见到了他。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拿到了十支链霉素。
揣在怀里，像揣着十块烙铁。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我王建军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出格的事。
这是头一回。
可一想到丈母娘那张苍白的脸，和苏文哭红的眼睛，我就觉得，值。
不就是投机倒把吗？
抓住了，我认。
只要能把人救回来。
药起了作用。
丈母娘的病，慢慢稳住了。
苏文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感激。
她什么都没问，但她什么都懂。
那天晚上，她特别温柔。
她说：“建军，这辈子能嫁给你，是我修来的福气。”
我听了，心里又酸又涨。
觉得为了这句话，让我去死都愿意。
这件事，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
我以为，它会烂在我的肚子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就到了85年。
社会上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宽松。
报纸上开始频繁出现一个词：“平反”。
很多在过去那些年里受了委屈的人，都恢复了名誉和工作。
苏文和她妈的心，也跟着活泛了起来。
她们开始给各个部门写信，打听苏培之的消息。
信寄出去，如石沉大海。
但她们不放弃，一封一封地写。
苏文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她开始跟我聊她父亲的事。
“我爸最喜欢听古典音乐了，他说音乐能洗涤人的灵魂。”
“我爸的书房里，全是书，从地上堆到天花板。”
“等我爸回来了，我一定让他看看你。他会喜欢你的，你这么好。”
我听着，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我总觉得，那个我素未谋面的岳父，像一座大山，横在我们中间。
苏文越是把他描述得完美，我越是觉得自己渺小。
我，王建军，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工人。
人家是大学教授，懂五国语言。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真的会喜欢我吗？
我不敢想。
86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邮递员送来一封信。
不是普通的信，是盖着红色公章的正式文件。
苏文的手抖得连信封都拆不开。
我接过来，撕开。
里面是一张“关于为苏培之同志平反的决定”。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苏文看完，愣了半天，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不是那种压抑的抽泣，是放声大哭，把二十多年的委屈和思念，全都哭了出去。
丈母娘也抱着她哭。
我也跟着掉眼泪，为她们高兴。
我们家的天，终于要晴了。
文件上说，苏培之同志身体尚好，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不日即可返家。
那段时间，我们家像是提前过年。
丈母娘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拆洗了一遍。
苏文把那间十平米的小屋，擦得一尘不染。
我也请了假，把屋里掉漆的家具重新刷了一遍，还托人搞了张处理的沙发，虽然有点破，但好歹像个样子了。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迎接那个即将归来的“一家之主”。
半个月后，苏培之回来了。
是街道办用一辆吉普车送回来的。
我和苏文，还有丈母娘，早早地等在胡同口。
车停下，车门打开。
一个穿着一身崭新蓝布中山装，身形清瘦，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比照片上老了很多，脸上布满了皱纹，但那双眼睛，隔着镜片，依旧锐利得像鹰。
“爸爸！”
苏文哭着扑了过去。
“培之！”
丈母娘也颤抖着迎上去。
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我在旁边站着，像个局外人。
心里有点激动，又有点莫名的紧张。
哭了很久，他们才分开。
苏培之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是一种审视的，挑剔的，带着一丝冷漠的目光。
苏文赶紧擦干眼泪，拉着我上前。
“爸，这是王建军，我……我爱人。”
我挤出一个笑脸，有些拘谨地伸出手。
“爸，您好。我是建军。”
我学着苏文，叫了他一声“爸”。
他没有跟我握手。
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从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
那一声“嗯”，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不疼，但特别不舒服。
回到家，局促感更强了。
我们那个小小的家，因为苏培之的到来，显得更加拥挤。
他坐在那张我好不容易搞来的旧沙发上，眉头紧锁，环顾着四周。
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嫌弃。
丈母娘和苏文忙前忙后，给他倒水，拿毛巾。
我像个多余的人，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晚饭是我张罗的。
我托了肉联厂的朋友，买了一只鸡，半斤五花肉，还弄了瓶不错的西凤酒。
我想着，第一顿饭，一定要丰盛一点，给他接风洗尘。
菜上桌了。
苏培之看着满桌的菜，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然后又放下了。
“太油了。”
他又尝了一口红烧肉。
“盐放多了。”
一顿饭，他几乎没怎么动筷子。
只是端着一杯白开水，小口小口地喝。
饭桌上的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丈母娘和苏文不停地给他夹菜，他都淡淡地拒绝了。
我敬他酒。
“爸，您受苦了。我敬您一杯。”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我从不喝酒。”
我的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中。
苏文赶紧打圆场。
“爸，建军也是一片好心。你就喝一点吧。”
“好心？”苏培之冷笑一声，“无知不是好心的借口。酒精对身体有害，这是常识。”
我的脸，火辣辣的。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饭后，苏培之把苏文叫进了里屋。
他们谈了很久。
我能听到里面传来苏培之压低了的，却依旧严厉的声音，和苏文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坐在外面，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我知道，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苏培之回来后，我们家的天，就彻底变了。
他成了这个家的绝对权威。
他说话，从来都是命令的口气。
“建军，把地扫一下，你看这地上脏的。”
“建军，去把垃圾倒了。”
“建军，你那收音机能不能关了？吵死了。”
我成了他眼里的勤杂工。
他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
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配不上他女儿的，粗鄙不堪的工人。
他嫌弃我吃饭吧唧嘴。
嫌弃我睡觉打呼噜。
嫌弃我说话带脏字。
甚至嫌弃我身上的机油味。
我一开始还忍着。
我觉得，他受了二十多年的苦，心里有怨气，性格变得古怪，可以理解。
我是晚辈，让着他点是应该的。
苏文也总是劝我。
“建军，我爸他……他就是那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可我渐渐发现，他不是脾气不好。
他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苏培之在看我放在桌上的一本《钳工手册》。
他翻了两页，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
“这种东西，也能叫书？”
他把书扔在桌上，像扔一件垃圾。
“逻辑混乱，语言粗俗。简直是误人子弟。”
我心里的火，“噌”地就冒了上来。
那本书，是我当宝贝一样供着的。
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我做的笔记。
“爸，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专业。”
我第一次顶撞他。
他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变得铁青。
“专业？”他冷笑，“凿个眼，磨个面，也配叫专业？真正的知识，是思想，是文化。你懂吗？”
“我不懂什么思想文化，”我梗着脖子，“我只知道，我靠这门手艺吃饭，养活你女儿，给你丈母娘治病。我没偷没抢，我活得踏实！”
“踏实？”苏培之的声音陡然拔高，“你所谓的踏实，就是满足于做一个井底之蛙吗？就是让你妻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陪你窝在这种贫民窟里吗？王建军，你给不了文文她应有的生活！”
“我给不了？”我气得浑身发抖，“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当爹的在哪儿？她被人骂‘狗崽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她妈生病没钱买药的时候，你又在哪儿？现在你回来了，平反了，成了大教授了，你倒来指责我了？你有什么资格！”
“住口！”
苏培之气得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
“你这个……粗鄙的莽夫！”
苏文和她妈闻声跑出来，夹在我们中间，哭着劝架。
那一次，我们闹得不欢而散。
从那天起，我和他之间的那层窗户纸，算是彻底捅破了。
他不再对我颐指气使，而是换了一种方式。
冷暴力。
他可以一整天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吃饭的时候，他会和苏文、丈母娘谈天说地，聊文学，聊艺术，聊他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东西。
而我，就像个透明人，被完全无视。
他开始有意识地，把苏文从我身边拉走。
苏培之平反后，恢复了以前的职务和待遇。
学校分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
他开始张罗着搬家。
“文文，你跟我一起搬过去。那边的环境好，也清静。你从小就喜欢看书，新家我给你准备了一间大书房。”
苏文有些犹豫，她看了看我。
“那……建军呢？”
苏培之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他一个工人，住在厂里的宿舍，不是挺方便吗？两边跑就是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
什么叫两边跑？
这是要拆散我们啊。
我不同意。
“苏文是我媳妇，她去哪儿，我去哪儿。”
苏培之冷冷地看着我。
“王建军，你要搞清楚。文文是我的女儿，她不是你的附属品。她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我质问他，“是住在你的大房子里，就没有邻居的白眼了？还是吃了你的高级饭菜，就能忘了过去受的苦了？我告诉你们，只要我王建军还活着，我就不会跟我媳妇分开！”
那段时间，我们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苏文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她一边是自己崇拜了几十年的父亲，一边是跟自己同甘共苦的丈夫。
她瘦了很多，常常一个人发呆。
我看着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我发现，我正在慢慢地失去她。
苏培之会带她去参加一些知识分子的聚会。
每次回来，苏文的眼神里，都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光。
那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
那个世界里，有高雅的音乐，有深奥的诗歌，有温文尔雅的谈吐。
而我的世界，只有机器的轰鸣，和工友们的粗言秽语。
我开始感到自卑。
我拼命地想抓住苏文，却发现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件小事。
苏培之的一个学生，从国外回来，来看望他。
那是个年轻的男人，戴着金边眼镜，西装革履，说话斯斯文文。
他给苏培之带来了一台录音机，还有几盘古典音乐的磁带。
那天晚上，我们家第一次响起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音乐声雄浑激昂。
苏培之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着节拍。
苏文也听得一脸陶醉。
我坐在角落里，如坐针毡。
我听不懂。
我只觉得那声音吵得我脑仁疼。
那个学生，叫林浩，他对苏文很殷勤。
他跟苏文聊叶芝的诗，聊肖邦的夜曲。
苏文的眼睛，亮晶晶的。
那是嫁给我之后，我很少在她脸上看到的神采。
林浩走的时候，苏培之对他说：“以后常来家里坐坐，多跟文文聊聊。”
那眼神，那口气，像是在交代什么。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堵住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拉着苏文的手，问她：“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苏文看着我，眼圈红了。
“建军，你别胡思乱想。”
“我胡思乱想？”我指着那台录音机，“你喜欢那个，对不对？你喜欢他们那些人，对不对？你觉得我王建军配不上你了，是不是！”
我失控了。
我把积压在心里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吼了出来。
苏文哭了。
“王建军，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只是听听音乐，交个朋友，怎么就成了嫌弃你了？”
“朋友？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你……你不可理喻！”
我们大吵了一架。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第二天，苏文就跟着苏培之，搬走了。
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们结婚时我送她的那条红围巾，留在了枕头上。
我的世界，一下子就空了。
我开始疯狂地想念她。
想念她给我做的饭，想念她帮我补的衣服，想念她夜里蜷缩在我怀里的样子。
我去找过她几次。
在那个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里，我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苏培之每次见到我，都像见了苍蝇一样。
苏文对我，也变得客气，疏离。
我最后一次去，是想求她回来。
我给她买了她最爱吃的糖炒栗子。
开门的是苏培之。
他拦在门口，不让我进。
“她不想见你。”
“你让她出来，我要亲口听她说。”
“王建军，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和文文，不是一路人。强扭的瓜不甜，放过她，也放过你自己。”
“你放屁！”我急了，“她是我媳妇！明媒正娶的！”
“那又怎么样？”苏培之的眼神，冰冷得像刀子，“你们之间，除了那张纸，还有什么？你们有共同语言吗？你们的精神世界在一个层面上吗？你给她的，只是温饱。而她需要的，是灵魂的共鸣！你懂吗？你这种粗人，永远不会懂！”
“灵魂的共鸣……”我咀嚼着这几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
“我告诉你，我跟苏文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
我推开他，想往里冲。
他踉跄了一下，扶住了门框。
苏文从里面跑了出来。
她看到我们俩的样子，脸色发白。
“建军，你别闹了，你回去吧。”
她的声音，很平静，也很绝望。
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手里的那包栗子，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我转身走了。
我没有回头。
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
大不了，就是离婚。
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我万万没有想到，苏培之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他不是要拆散我们。
他是要，毁了我。
一个月后，我正在车间里干活。
两个穿着制服的公安，走到了我的机床前。
“你是王建军？”
“是我。怎么了？”
“你涉嫌投机倒把，跟我们走一趟吧。”
投机倒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件尘封了三年的往事，一下子就浮了上来。
给丈母娘买药的事。
这件事，天知地地知，我知，猴子知，老瘸子知。
还有……苏文和她妈也知道。
公安怎么会知道？
我被带到了派出所。
他们问我，83年冬天，是不是倒卖过十支链霉素。
我无从抵赖。
物证，就是当年给我开药的那个黑市医生被抓了，从他的账本上翻出了我的名字。
而人证……
当我在审讯室里，看到那个颤巍巍走进来，指认我的人时，我彻底崩溃了。
是我的丈母娘。
那个我曾经豁出命去救的女人。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低着头，声音像蚊子一样。
“是……是他。药是他买回来的……”
我看着她，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是苏培之。
一定是他。
他从丈母娘或者苏文嘴里，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他举报了我。
他要用这种方式，把我从苏文的生活里，彻底地，干净地，清除出去。
我被判了三年。
罪名是“投机倒把罪”。
在那个年代，这不算重罪，但也不轻。
足够毁掉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切。
我被开除了厂籍。
我从一个先进生产者，变成了一个劳改犯。
宣判那天，苏文来了。
她站在旁听席的角落里，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人瘦得不成样子。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她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和痛苦。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
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说可笑不可笑？
82年，我为了娶她，顶住了全世界的压力。
我以为我娶的是爱情。
我护了她和她妈三年，替她们挡住了所有的风雨。
结果，她那个平反归来的爹，那个满口“思想”“文化”的大知识分子，第一个，就把我送进了监狱。
用的是我当年为了救他老婆，犯下的“罪”。
这他妈的，是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进监狱那天，是个阴天。
我剃了光头，换上了囚服。
在铁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想了很多。
我想不通。
我真的想不通。
苏培之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没文化？因为我是个工人？因为我配不上他那高贵的家庭？
他受了二十年的苦，难道不懂得人间疾苦吗？
他被人冤枉了半辈子，难道不知道被人构陷的滋味吗？
还是说，那些苦难，并没有让他变得慈悲，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刻薄，更加冷酷，更加容不得一点沙子？
他要的，是一个绝对纯洁的，没有一丝污点的家庭。
而我，王建军，就是那个污点。
我那点所谓的恩情，在他高贵的“灵魂共鸣”面前，一文不值。
甚至，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羞辱。
所以，他要抹掉我。
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
但我都扛过来了。
我王建军，就是一根贱骨头，没那么容易被打垮。
我只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满腹经纶，道貌岸然的人。
三年后，我出狱了。
物是人非。
我原来的家，那个筒子楼，已经拆了。
红星机械厂，也改制了，换了新厂长。
我去找过我爸妈。
他们老了很多。
我妈抱着我，哭得差点断了气。
她说，苏文来找过我。
在我进去后不久，她就跟苏演之大吵了一架，跑回了筒子楼。
可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她等了我一个月。
后来，她就走了。
听说是去了南方。
她给我留了一封信。
我打开信。
信纸上，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后面，是一大片被泪水浸湿的痕迹。
我把信纸撕得粉碎。
对不起？
有什么用呢。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
我没有再去找工作。
我靠着我那手钳工的本事，在街边摆了个修车配钥匙的小摊。
风里来，雨里去，勉强糊口。
我学会了抽烟，喝酒。
常常一个人，喝到半夜。
有时候喝多了，我会想起苏文。
想起她第一次对我笑的样子。
想起她在灯下给我补衣服的样子。
想起她在我怀里，说嫁给我真好的样子。
然后，心就跟被刀子割一样地疼。
我恨她吗？
我不知道。
或许恨过吧。
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
她就像一根飘在水里的浮萍，她自己也做不了主。
我真正恨的，是苏培之。
我发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我一定一拳打爆他的脑袋。
可我再也没见过他。
听说他后来官复原职，成了什么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
报纸上，电视上，偶尔还能看到他的名字。
每次看到，我都想吐。
德高望重？
狗屁。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也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
手上的老茧，一层叠一层。
心里的伤疤，也结了痂。
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在我摊子前停了下来。
她穿着讲究，气质温婉。
但那张脸，我化成灰都认得。
是苏文。
她也老了，眼角有了细纹。
但还是那么白净，那么文静。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建……建军？”
我没理她，低着头，继续锉我手里的钥匙。
“是我，苏文。”
“我知道。”我冷冷地说，“配钥匙吗？五毛一把。”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建军，我……我找了你很久。”
“找我干嘛？看我死没死？”
我的话，像刀子一样。
她被我刺得脸色惨白。
“不是的……建军，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看完了？可以走了。”
我下了逐客令。
她站在那儿，没有动。
过了很久，她说：“我爸……上个月，去世了。”
我锉钥匙的手，顿了一下。
死了？
那个毁了我一辈子的老东西，就这么死了？
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
只有一片茫然。
“他走之前，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苏文的声音，带着哭腔，“他说，他对不起你。”
“呵。”
我冷笑一声。
“一句对不起，就想把我这辈子都抵了？好事都让他占了。”
“他留下了一封信，让我亲手交给你。”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我没接。
“拿走。我不想看。”
“建军，求你了。你看一看，就当是……为了我。”
她把信，放在了我的工具箱上。
然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我看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鬼使神差地，拆开了。
是苏培之的笔迹。
瘦硬，锋利，就像他那个人。
信很长。
他从他被划为右派开始写起。
写他在农场的二十年，是怎么像牲口一样活着，怎么被人批斗，被人羞辱。
他说，那些年，把他人性里所有的温情和柔软，都磨没了。
剩下的，只有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病态的自尊。
他害怕。
他害怕再回到过去那种日子。
所以，当他平反回来，看到我和苏文，看到我们那个贫穷但温暖的家时，他感到的不是欣慰，而是恐惧。
他觉得，我的存在，我这个工人的身份，我们那个贫民窟一样的家，都是他耻辱过去的象征。
他要逃离。
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和过去的一切，做一个彻底的切割。
他要他的女儿，回到她“应该”在的阶层。
而我，就成了那个必须被清除的障碍。
他知道那件事。
他承认，是他，一步步地，设下了这个局。
他利用了丈母娘的懦弱，利用了当时的法律漏洞，把我送进了监狱。
他以为，这样，他就能安心了。
他的家庭，就能变得“纯洁”了。
可是，他错了。
苏文，他的女儿，用她的后半生，惩罚了他。
苏文离开我之后，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嫁给那个叫林浩的，或者任何一个门当户对的知识分子。
她终身未嫁。
她离开了北京，去了南方一个很小的城市，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她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
整整十年，没有通过一封信，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直到他病危，她才回来。
信的最后，他写道：
“王建军，我毁了你，也毁了我自己。我用我自以为是的‘风骨’，亲手掐死了我女儿一生的幸福。我才是那个最粗鄙，最无知的人。如果有来生，我愿当牛做马，偿还我的罪孽。只是，这世上，没有如果了。”
我看完信，天已经黑了。
手里的信纸，被我捏得变了形。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很累。
我抬起头，看着满天的星星。
我想起了82年，那个秋天。
我把那个叫苏文的姑娘，娶回了家。
我对她说，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我顶住了来自全世界的恶意。
却没有顶住，来自亲人的，那最致命的一刀。
我收了摊，去旁边的小饭馆，点了一盘花生米，一瓶二锅头。
我一个人，慢慢地喝。
酒很辣，呛得我直流眼泪。
我不知道，我流的，是恨，是怨，还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我的小摊，也照常开张。
有客人来配钥匙。
“师傅，配把钥匙。”
“好嘞。”
我拿起锉刀，熟练地打磨起来。
刺耳的摩擦声，在清晨的街道上，响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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