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达6846万？结构失衡才是财政压力的核心

　　从2004年到2020年，全国靠财政负担的人员从5212万增加到6846万，总共多了1634万人，这个数字不是谁猜出来的，是根据财政部和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算出来的，但有意思的是，真正有编制的在职人员其实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多出来的人主要是退休人员和临时工。

　　退休人员从1468万增加到2687万，人数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集中进入退休年龄，加上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养老金需要发放的时间也变得更长，支出自然跟着上涨，同时编外人员数量从215万涨到442万，同样接近翻倍，他们虽然不属于正式职工，但承担着实际工作职责，比如社区网格管理、疫情防控服务、窗口业务办理等，地方上人手不足，又不能随意增加编制名额，只能通过聘用合同制人员来填补这些岗位空缺。

　　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但编制数量没有跟着增长，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个区可能有几百万常住人口，可正式编制还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这些地方只能招聘大量编外人员，工资仍然由财政支出，西部一些县的情况更加明显，常住人口只有三万左右，但财政供养着六千多人，相当于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公职人员，这反映出效率问题之外，更关键的是人口流失后编制依然存在，退休金还得继续发放。

　　很多人认为政府养的人太多了，其实问题不在于人多，而是体制跟不上人口流动，年轻人往大城市跑，小县城留下的多是老人和体制内员工，这些员工退休后养老金还得在原地发放，财政负担没有跟着人走，反而越堆越高，中央给的转移支付虽然不少，但根本填不上这种结构性缺口。

　　编外人员的管理问题经常被忽略，这些人没有正式编制，但很多已经在固定岗位干了十年八年，待遇比正式职工差得远，有些地方财政支出里他们的工资占了三成以上，他们没有社保和晋升机会，干得再好也没有发展前景，导致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地方政府又离不开这些人员，等于在体制边缘养着一支“准公务员”队伍，成本很高隐患也多。

　　再看数据，2020年后全国有27个地级市常住人口在减少，其中18个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这些地方财政自给率越来越低，基本靠中央拨款维持运转，人口少了税源也少了，但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数量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导致财政供养率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这说明人口结构已经改变，而财政分配机制却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有时候我觉得，这事不能只怪地方或部门乱花钱，根本原因是制度没调整好，编制卡得死死的，职能却不断扩张，人员往东边流动，资金还在西边消耗，养老压力、基层事务量、财政事权划分全混在一起，账就越算越乱，编外人员数量在增加，但没人敢把他们全算进财政供养名单里，怕引起关注，可他们拿的工资，明明就是财政出的钱。

　　说到底，这不是靠简单控制人数就能解决的事，人口流动加快、老龄化加深、政府职能变化增多，这三个趋势叠加起来，已经让原来的财政供养体系承受不住，改革不能只喊口号，必须真正行动起来，比如让编制跟着人口流动调整，让财政责任与实际负担对应起来，否则再多的钱也填不了这个缺口。